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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文贵上蹿下跳目的何在

郭文贵上蹿下跳目的何在
一个迄今被混淆的问题是:有关郭文贵勾结权力,对其他商人财富进行巧取豪夺,制造了诸多家破人亡惨案、奇案的信息,主要不是由大陆官方披露的,而是由在海内外素有声誉、口碑,被证明确有专业素质和水准的《财新》媒体首先披露的。郭文贵文人倒是从未忽视这一点,所以他在“反腐”之余,不遗余力地对《财新》尤其是胡舒立女士进行了攻击。但是,郭文贵的的所有这类指责,在任何具有正常理智的人看来,几乎都可轻易判定为无稽之谈,除了一点,即胡舒立亲笔签名给习近平的上书——但这说明了什么呢?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,任何一个还想立足于国内做点实事的人,不管是商人、学者还是媒体人,能够与政府保持一种不太紧张的关系都是必要的,如果还能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某些利国利民的事那就更好,胡舒立有这种资源,为什么不能利用呢?关键要鉴别的是:与此同时,其做事是否保持了底线、原则。而对这一点,不能光“听其言”,关键要“观其行”。显然,与郭文贵不同,胡舒立及其运作的媒体,多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是有底线、有原则的,而且有信念。
《财新》对郭文贵的揭露,与郭文贵对其他人含糊其词的指责不同(这种指责与郭商业上的巧取豪夺一样,适证了其人的无原则、无底线),都是数据详尽、细节充分、证据扎实的,换言之,《财新》对郭文贵的诸多控诉都成立,郭文贵确实犯有诸多罪行,有些行为堪称令人发指。以此来观察郭文贵最近在海外舆论界掀起的诸多波澜,就不难明白其真正用心——与《成报》老板谷卓恒突然以出格言论频繁攻击张德江相同,无非是欲无中声有、自制“政治罪行”,以求获得海外“政治庇护”的资格而已。
谷卓恒突然以出格言论攻击张德江,是从他因涉嫌巨额非法吸资被大陆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开始的——既然罪行已经确凿、赖不掉了,那就混淆视线,制造一个政治事件。在谷卓恒看来,我都直接攻击张德江了,明显已为中共当局所不容,这样一来,“政治庇护”的资格应该稳当了吧?这就是他的“曲线自救”之路,其套路并不复杂,却因为当时一个偶然事件使人们把它想复杂了:恰在此时,中纪委网站的某篇文章引用了《成报》的内容。现在看来,这种引用只是一种巧合,但同时也说明中纪委有关人士“政治不敏感”,以至于极大地误导了舆论。
郭文贵显然学习了谷卓恒的套路,但比之谷卓恒单纯的言词抨击不同,精明的郭文贵加上了一些“爆料”的噱头,给自己制造政治问题以求庇护的行为披上了一件“反腐”的外衣。其具体手法有四:一是“揭露”了诸如傅政华、贺锦涛等人的贪腐,虽然没有任何事实证据,但却向外界清晰表明:我郭文贵已经与一些中共权贵杠上了,毫无疑问“有危险”了,所以必须寻求政治庇护;二是进一步将噱头引向王歧山,称有人要自己协助调查王的腐败行为,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吸引眼球、引爆舆论(他知道这是舆论最喜欢听到的内容),另一方面是更进一步刻画自己的“危险”处境,为将来申请庇护添加“必要性”,这种尽量往上攀、咬的手法,也非郭文贵首创,赖昌星才是始作俑者;三是为自己预设了一道防火墙,自称自己许多行为是受命于“国家领导人”和大陆安全部,如此一来,一旦他巧取豪夺的许多罪行被追究到海外,他就可以推说是奉命而为;四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真正目的,他伪造了一个“动机”:保财产、保亲友。郭文贵知道,以自己被媒体披露的过往经历,如果他自称自己折腾是“为了反腐”,没有人会相信,但他又不能暴露自己“为了政治庇护”的真实目的,否则人人都会怀疑他在信口雌黄,于是,他就伪造了另一目的“保财产、保亲友”,其奥妙在于,一方面可借口还在与官方讨价还价,从而可推托不拿出对方切实的“腐败”证据,另一方面如果人们真相信了他的这一“目的”,就会误以为他的“爆料”确有底蕴,确实能够威胁到某些权贵人士,否则他何来“保财产、保亲友”之信心?——事实上,郭文贵本人很清楚,他的所作所为必然引发中国政府的追捕,他连自己都保不了,更不可能“保财产、保亲友”。但是,从来最好骗的就是台下吃瓜、看戏的观众,这不,不但很多人相信了郭文贵的“爆料”、支持他“反腐”,甚至有臆测说他是在海外专门配合习、王反腐——这真是大千世界,无奇不有!
说到郭文贵“反腐”,时至今日人们应该看到,他并没有能力提供任何反腐实证。有实证的如对李友,早在事前就已提供了;这一轮涉及到的如傅政华、贺锦涛等,都只是笼统的指责——要知道,中国官员的贪腐、官员家属涉足商业利益,几乎一查一个准,这都是人尽皆知的事实,关键是需要足以构成控诉的事实证据。事实证明,郭文贵拿不出这样的证据,迄今为止他所有的指控都含糊其词。所谓40多个小时与傅政华的通话录音,迄今不见踪影,要么是没有,要么是内容无关紧要,要么则是虽然稍有价值,但可能极大暴露郭文贵本人的真实面目,所以他不敢拿出来——郭文贵挂的是羊头、卖的却是狗肉,那些期望郭文贵“反腐”的人,说到底是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。
那么,郭文贵能否完成自己“政治庇护”的意图与目的呢?很有可能。尽管郭文贵放了很多烟幕弹,但他的手法并不高明,底细也可被人一眼看穿:任何官商勾结的攫利行为,官方都会借用一定的名目,而绝不会公开说“我就是在搞贪腐”。所以,郭文贵与贪官勾结的巧取豪夺、动辄致人抄家灭门案件,不须看是否借有公事之名,而应看其最终结果,即财富的最终流向。抄家灭门是手段,财富转移才是目的。郭文贵很清楚,攫取的财富都进了自己和涉案贪官的个人腰包,其罪行是无可抵赖的。正因为如此,他才要放这么多的烟幕弹、折腾出这么多徒有空壳的“爆料”。但是,由于郭文贵吸取了赖昌星及多人的教训,先一步转移财产出境,并且安排好了海外身份(他并非是事发后仓促出逃,而是早就栖身海外了),所以他现在在海外也能混得风生水起,具有较强的“搞事”能力;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不信任,所以郭文贵确有可能完成赖昌星没有完成的意图——托庇于西方国家。
另外,需要指出的一点是,同样是依托权力攫取财富,但郭文贵与不久前被“劝说”回国的肖建华大有不同。肖建华联手的只是对经济资源具有支配能力的行政权力,而非国家的暴力部门,所以他只是影响了财富的转移,却没有入人于罪、伤人性命;郭文贵联手的却直接就是暴力机关,罗网罪名、构陷对手或以此相威胁,就是他最主要的捕猎手段,所以,他不但夺人钱财,而且入人于罪、伤人性命,手上血迹斑斑。正因如此,肖建华可能被劝返,而对自己做了些什么心知肚明的郭文贵却绝不可能被劝返——他唯有行险一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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